狂龙在印度洋三个岛国的行动,从登陆的第一天起就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诱惑力。他不像丧彪那样带着炮火和冲锋号登场,也不像老鼠那样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建设,他带来的是一箱一箱的黄金、一袋一袋的钻石、一摞一摞的土地契约,以及一张张印制精美、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东部战区征兵简章”。这些东西被装在防弹越野车的后备箱里,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装上船,在印度洋的波涛中摇晃了几天几夜,然后在塞舌尔的维多利亚港、科摩罗的莫罗尼港和毛里求斯的路易港卸货。码头上围观的人群看到那些从船舱里搬出来的沉重木箱,盖子被撬开时里面露出金灿灿的光芒,人群中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狂龙站在塞舌尔马埃岛的一处白色沙滩上,赤脚踩在细软的沙子里,海风把他那件军绿色t恤吹得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胸肌和腹肌的轮廓。他的脖子上那根金链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和远处印度洋的波光交相辉映。他的身边站着一排穿着笔挺制服的东部战区军官,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写有职务和姓名的铭牌,表情严肃而专业。他们的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的折叠桌,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和银质餐具。桌子上方的遮阳棚是用椰子树干和棕榈叶搭起来的,既遮挡了烈日,又保留了海岛的风情。桌上最显眼的不是那些餐具,而是几块用透明亚克力盒子罩着的金砖,金砖的侧面刻着“卡桑加”的字样和重量标记,每块重达一公斤。金砖旁边摆着几颗未经打磨的钻石原石,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像凝固的彩虹。
“乡亲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狂龙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沙滩,他的日不落语带着浓重的非洲口音,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我是狂龙,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东部战区总司令。今天叫大家来,不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征兵,不是为了收税,而是为了给大家送福利。”人群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嗡嗡声。塞舌尔是一个只有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岛国,大部分人都住在马埃岛、普拉兰岛和拉迪格岛上,彼此之间就算不认识也有共同的朋友。狂龙登陆的消息在几天前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群岛,有人说他是一个来自非洲大陆的大军阀,有人说他是一个带着巨额资金的投资者,有人说他是一个想在印度洋建立海军基地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各种传言在小岛的茶馆里、码头上、渔船上流传,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个皮肤黝黑、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的年轻人到底想干什么。
“福利?什么福利?”人群中有人喊道。狂龙笑了,那笑容灿烂而真诚,像一个慷慨的富翁在向穷人施舍糖果。他走到那张放着金砖的桌子旁边,拿起一块一公斤重的金砖,举过头顶,让阳光穿透亚克力盒子的透明外壳,把金子折射的光芒洒向人群。“第一,凡是愿意搬到非洲大陆生活的塞舌尔公民,每户奖励黄金一公斤,钻石十克拉,在坦桑尼亚或者莫桑比克的沿海地区分配土地一百亩,外加一套新建的住房。”人群中的嗡嗡声变成了惊呼。一公斤黄金,以当前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大约是六万多美元,对于塞舌尔这个人均Gdp只有一万多美元的小岛国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更何况还有钻石、土地和住房。
一个五十多岁的渔夫从人群中走出来,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t恤,脚上踩着一双人字拖,脸上的皮肤被海风和烈日打磨得像老树皮一样粗糙。他用克里奥尔语问道,“你说的是真的?不是骗我们?”狂龙身边的一个翻译把他的问题译成了英语。狂龙没有用翻译回答,而是用不太流利但勉强能听懂的克里奥尔语说,“大叔,我不骗人。我狂龙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金子和钻石,你签了合同就能拿走。土地和房子,你到了大陆就能分到。不信,你可以先去看看。我们每周都有船回塞舌尔,想家的人随时可以回来探亲。”渔夫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狂龙心里乐开花的话,“我去看看。”
狂龙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秘密。他用黄金、钻石、土地和住房作为诱饵,吸引三个岛国的居民搬迁到非洲大陆。他安排的大型客轮每周从塞舌尔、科摩罗和毛里求斯出发,载着自愿搬迁的岛民和他们的全部家当,穿过印度洋,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或莫桑比克的纳卡拉港。上岸后,有专门的巴士把他们送到已经规划好的定居点——那些定居点位于沿海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距离城镇不远,有学校和诊所。每个家庭分到一百亩土地,一套三居室的砖瓦房,以及足够吃半年的粮食和种子。搬家的岛民们到了定居点后,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岛国生活了一辈子,住在铁皮顶的木屋里,靠捕鱼和种椰子为生,有些人甚至连像样的床都没有,睡在铺了草席的水泥地上。当他们看到那些崭新的红砖房、雪白的墙壁、干净的玻璃窗和铺着瓷砖的地面时,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蹲在门口发呆,不知道该做什么。
一个来自科摩罗的女人,带着四个孩子,丈夫在几年前出海捕鱼时失踪了。她在莫罗尼的市场上卖椰子为生,每天的收入只够买几碗米饭和一点咸鱼。她的房子是用木板和铁皮搭的,下雨的时候到处漏水,孩子们挤在一张破旧的床垫上睡觉,身上长满了湿疹。她听说狂龙的计划后,犹豫了很久,最后咬了咬牙,带着孩子们登上了去非洲大陆的船。当她看到分配给她的那套房子时,她站在门口哭了整整十分钟。三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有电,有自来水,甚至还有一台小冰箱。她的孩子们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跑来跑去,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她蹲下来,把最小的孩子抱在怀里,用科摩罗语低声说,“我们到家了。”
但狂龙的计划并不是只有胡萝卜。大棒也随时悬在空中。那些不愿意搬迁的岛民,狂龙不强迫,但他会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压力。他的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在三岛大规模购买土地,价格是市场价的三到五倍。不愿意卖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土地渐渐被新建的道路、学校、医院和工厂包围,进出不方便,耕种不便利,生活不舒适,最终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卖给狂龙的人。那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官员,如果配合狂龙的计划,可以拿到丰厚的“咨询费”,还可以在将来搬到大陆后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好的待遇。如果不配合,狂龙的人会找出他们的把柄——贪污、受贿、生活作风问题、与反对派有联系——然后把这些把柄交给当地的媒体或司法机关,让他们身败名裂。有些人被收买了,有些人被吓倒了,有些人被替换了,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抵抗。但他们的抵抗在狂龙的金钱和权力面前,像沙滩上的沙堡一样被潮水轻易地抹去了。
人口置换计划的进展速度超出了狂龙自己的预期。在塞舌尔,这个只有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岛国,第一批搬迁的人就超过了两千。他们大多是贫困的渔民、农民和临时工,对狂龙承诺的黄金、土地和住房没有任何抵抗力。第二批搬迁的人更多,超过了五千,其中有小商贩、手工业者、甚至一些低层公务员。他们的动机不只是物质利益,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搬走了,担心自己留下来会成为少数派,担心土地会被征用,担心孩子们将来没有学校和医院。在科摩罗,这个拥有八十多万人口但极度贫困的岛国,搬迁的规模更加庞大。狂龙每周安排三艘大型客轮往返于莫罗尼和达累斯萨拉姆之间,每艘船都能装下上千人。船票是免费的,行李不超重不加钱,甚至还有免费的午餐和饮水。有人说这是“甜蜜的毒药”,有人说这是“用钱买命”,但更多的人说,“不管他是什么,他给了我饭吃,给了我房子住,给了我土地种。我的父母饿死了,我的孩子在岛上也要饿死,不如赌一把。”
毛里求斯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这个岛国比塞舌尔和科摩罗富裕得多,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旅游业和金融业发达,中产阶级规模可观。狂龙的黄金和钻石对最底层的人有吸引力,但对那些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人来说,诱惑力没那么大。狂龙调整了策略,不再单纯用金钱诱惑,而是用“发展机会”作为卖点。他在毛里求斯最大的报纸上登了整版广告,标题是“你愿意一辈子被困在这个小岛上吗?”广告的正文描述了非洲大陆的广阔天地、无限机遇和美好未来,配图是坦桑尼亚沿海新建的港口、工业园区和现代化住宅区。广告的底部用粗体字写着,“加入我们,你的孩子将不再是岛民,而是非洲大陆的主人。”
这则广告在毛里求斯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狂龙是“新殖民主义者”,用金钱和谎言引诱毛里求斯人放弃自己的祖国。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抵制狂龙的行动,呼吁民众不要上当受骗。但狂龙不在乎骂声,他只在乎数字。广告刊登后的第一周,就有将近一千人在狂龙的招募点登记了搬迁意向。第二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第三周,毛里求斯政府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狂龙的人口置换计划。但会议还没有结束,狂龙就已经通过他在内阁中的“朋友”知道了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那个“朋友”是一个负责旅游事务的副部长,狂龙用一个在坦桑尼亚沿海的度假村的股份和每年五十万美元的“顾问费”换来了他的忠诚。副部长在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和狂龙先生对话,而不是对抗。他的计划为我们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他的话影响了几个摇摆不定的议员,最终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
在狂龙的运作下,三个岛国的政府机构渐渐被渗透成了一个筛子。塞舌尔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是狂龙的人,他负责修改人口普查数据,把已经搬迁的人从统计表中删除,把新来的生产建设兵团成员及其家属加入统计表。科摩罗的移民局局长也是狂龙的人,他负责签发护照和签证,确保狂龙的人可以自由进出科摩罗,而反对狂龙的人则“因为技术原因”被拖延或拒绝。毛里求斯土地局的局长也是狂龙的人,他负责土地登记和转让,把那些不愿意出售土地的农民的承包地以“公共用途”的名义征用,然后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狂龙在每个岛国都养着一批律师、会计师和 lobbyist,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做着合法的勾当,把一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非法的殖民活动包装成了一个符合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的“自愿人口迁移计划”。他们在合同里写满了小字体的条款,把黄金、钻石和土地的分配方式写得清清楚楚,把搬迁者的权利和义务写得模模糊糊。搬迁者们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看不懂那些法律术语,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黄金是不是真的、房子能不能住、孩子能不能上学。真的,能住,能上。那就够了。
对于那些已经搬迁到大陆的岛民,狂龙的做法更加高明。他每周都安排船只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岛国“探亲”,船票免费,还每人发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礼物,让他们带回去送给留在岛上的亲戚朋友。这些“探亲者”回到岛上后,自然就成了狂龙最好的宣传员。他们告诉亲戚朋友,大陆的生活有多好,房子有多大,土地有多肥,学校有多近,诊所有多方便。他们展示手机里的照片,有他们站在新房门口的照片,有他们在田里劳作的照片,有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升旗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蓝天白云、绿树红瓦,看起来像旅游宣传片一样美。“你们还在这里等什么?”一个来自塞舌尔的探亲者在维多利亚的市场上对他的老邻居说,“我一开始也怕,怕被骗,怕被卖,怕去了回不来。但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来了,是因为我想回来。我也可以不回来,但我想看看你们。大陆那边的生活,比这里好一百倍。你也来吧,别犹豫了。”
就这样,威逼利诱的半地下活动在开展了半年后,逐步进入了三个岛国政府的视线。不是没有人发现,而是发现的人要么被收买了,要么被架空了,要么被吓哑了。塞舌尔的一个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质询政府,要求说明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岛上的活动是否合法。他的质询被执政党多数票否决了,因为执政党中的好几个议员都收了狂龙的钱。科摩罗的一个法官试图调查狂龙的土地收购案,他的助手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法官还没有来得及开庭,就被上级调到了另一个城市。他的继任者在三个月后宣布,土地收购案“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毛里求斯的《晨报》刊登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标题是“狂龙:新殖民者还是救世主?”报道详细揭露了狂龙的人口置换计划的来龙去脉,引用了大量的内部文件和证人证言。但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的总编辑就被董事会解雇了,因为董事会中有一位大股东是狂龙的生意伙伴。
到了第六个月末,三个岛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置换。在塞舌尔,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百分之四十。新来的人穿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衣服,说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语言,吃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食物,但他们的人数在快速增长,已经无法被忽视了。塞舌尔的街道上出现了写着中文和斯瓦希里语的招牌,商店里卖起了刚果产的棕榈油和坦桑尼亚产的玉米粉,教堂里有人用林加拉语唱赞美诗。一些老塞舌尔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在茶馆里低声议论,“这还是塞舌尔吗?还是我们的家吗?”但他们不敢大声说,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有的已经被请去“喝茶”了,有的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有的发现自己家的水表和电表被调快了。而在塞舌尔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里,那些感到不安的人的名字旁边,被悄悄地标注了一个“可替换”的记号。
在剩余的人口中,有超过半数表示愿意到大陆去生活。这不是狂龙在吹牛,而是他在三个岛国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调查是由当地的一家独立民调机构执行的,虽然这家机构的老板在调查开始前的一个月刚刚从狂龙那里收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调查显示,在塞舌尔,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考虑搬迁到非洲大陆”；在科摩罗,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七十一；在毛里求斯,这个数字相对较低,但也有百分之四十一。主要原因不是狂龙的钱,而是三个岛国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塞舌尔的就业机会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科摩罗的政治动荡不安,政变频发；毛里求斯的房价高得离谱,普通年轻人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狂龙的出现,给了这些人一个“出路”。至于这条出路通向哪里,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只知道,目前看来,这是一条比以前更好的路。
狂龙的铁腕作风在三岛高层中的影响更加直接。塞舌尔的总统在半年内换了两个——第一个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去了南非开普敦的豪宅里疗养；第二个在上任后不久就遭遇了议会的“不信任案”,被迫提前举行大选。大选的结果没有悬念,狂龙支持的候选人以百分之七十八的得票率胜出。新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一周就签署了总统令,授权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塞舌尔全境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科摩罗的总统更干脆,他直接在总统府里和狂龙签了一份“友好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科摩罗政府承认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科摩罗将境内的两个岛屿租借给联合体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租期九十九年。作为回报,狂龙向科摩罗国库注入了五千万美元的资金,并承诺在科摩罗修建一条环岛公路和三个深水码头。毛里求斯的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经济区法案”,把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驻扎区划定为特别经济区,区内实行独立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毛里求斯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名义上的主权。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在议会大厅里高喊“叛国”,但他们的声音被执政党议员的掌声淹没了。
三国先后发起了公投,公投的议题是“是否同意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公投的过程和之前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公投如出一辙——没有国际观察员,没有独立媒体,投票箱是木匠用边角料钉的简易木箱,选票是一张印着两个选项的纸。结果也没有任何悬念:塞舌尔百分之九十六点三的赞成票,科摩罗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的赞成票,毛里求斯百分之九十三点七的赞成票。投票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没有人知道那百分之几的反对票是谁投的,也没有人关心。在公投结果公布的那天,三个岛国的每一个村镇都燃起了篝火,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解放”。其中一些人是真心高兴,他们相信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后生活会更好；另一些人是被迫高兴,因为不高兴的人已经不在岛上了；还有一些人只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在庆祝,也跟着庆祝,反正是免费的酒和肉,不喝白不喝,不吃白不吃。
消息传到穆埃达时,丧彪正在教堂里看地图。他的副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从金都转发来的电报。“主席,塞舌尔、科摩罗、毛里求斯三国同时公投加入咱们联合体了。”副官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不是因为这三个小岛国的加入而兴奋,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丧彪在国际上的声望将再次飙升。丧彪接过电报,扫了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继续低头看地图。副官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退出去还是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丧彪抬起头,看了一眼副官,“狂龙这小子,动作比我想象的快。半年前他说要去当岛主,我还以为他在吹牛。没想到,他还真当上了。”副官小心翼翼地问,“主席,我们要不要发一个声明,欢迎新成员的加入?”丧彪想了想,点了点头,“发吧。措辞客气一点,别让人觉得咱们在显摆。就说,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欢迎塞舌尔、科摩罗和毛里求斯三国人民的自愿加入,联合体将秉持‘非洲人民是一家’的理念,为三国人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单独给狂龙发一份贺电,就说‘兄弟,干得漂亮’。”
副官记下了,转身去安排。丧彪一个人坐在教堂里,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幅残破的壁画。耶稣的半张脸还在那里,空洞的眼眶像是在看着他,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他想起了自己刚起兵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打打杀杀。现在他快三十了,手下的士兵从几百人变成了几十万人,控制的土地从几个村庄变成了一大片,连远在印度洋的岛国都来投靠他了。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只知道自己停不下来了。一旦停下来,那些被他压制的力量就会反弹,那些被他得罪的人就会报复,那些跟着他的人就会失望。他只能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到走不动为止。
国际舆论对三岛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的反应是一片哗然。西大的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承认公投的合法性,认为“这是在枪口下进行的伪公投”。东大的外交部发言人则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措辞,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非盟的秘书长发表声明,呼吁尊重三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行吞并”。但没有人听他的,因为非盟在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面前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威信。联合国秘书长也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但除了声明之外,安理会连个像样的决议都拿不出来——西大想制裁,但东大和毛熊国投了反对票；非洲国家想谴责,但卡桑加势力的十几个成员国集体弃权。联合国在南部非洲的危机面前,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
丧彪在国际上的风头一时无二。他的名字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上——“非洲的新强人”“南部非洲的拿破仑”“从丛林走出来的征服者”。有的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说他屠杀平民、掠夺资源、破坏民主。有的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非洲版的罗宾汉,说他推翻腐败政府、分配土地给穷人、为非洲的独立和自强而战。丧彪不在乎媒体怎么说,他只在乎季博达怎么说。季博达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丧彪,风头太大了,小心闪了腰。”丧彪听了,心里一沉。他知道季博达说得对,风头太大不是好事。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这些道理他都懂。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站在了那个位置上,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他只能继续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在穆埃达的教堂外面,几个孩子在踢足球。球是用破布和绳子缠成的,门是用两块石头摆成的。孩子们光着脚在红土地上奔跑,笑声在干燥的空气中飘荡,像远处海面上吹来的风。丧彪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刚果东部的村庄里,也是这样踢球的。那时候他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地盘,只有一个破布缠成的球和一群光着脚的朋友。他现在什么都有了,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比以前更快乐。也许快乐和拥有多少东西没有关系,也许快乐是一种能力,一种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感受美好的能力。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这种能力,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
远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炊事员正在准备晚饭。大铁锅里煮着玉米糊,蒸汽腾腾,在夕阳的余晖中像一朵朵白色的云。炊事员用一把长柄木勺搅动着玉米糊,嘴里哼着一首林加拉语的歌,曲调悠扬而忧伤。歌声飘过红土地,飘过猴面包树,飘过那些正在收工的士兵们的头顶,飘进了丧彪的耳朵里。他没有听过这首歌,但他觉得好听。好听的歌不需要听懂歌词,就像好看的女人不需要听懂她说的话。他转身走回了教堂,回到了那间用弹药箱和木板拼成的办公桌前,继续批阅文件。桌上堆着的文件比昨天更多了,有战报,有情报,有物资清单,有人事任命,有三岛加入后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他拿起笔,翻开第一份文件,是狂龙发来的关于三岛公投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的最后一行字写着:“老大,三个岛国已经拿下了,下一步怎么办?”丧彪想了想,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好好经营,不要大意。岛国不比大陆,退路少,容错空间小。出了事,跑都没地方跑。”然后把报告放在一边,翻开下一份。
太阳慢慢地沉到了地平线以下,穆埃达的天空从橙红变成了深紫,又从深紫变成了墨蓝。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像有人在天上点了一盏一盏的灯。教堂的钟楼里,那口古老的铜钟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发出极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像一声叹息,又像一个预言。丧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他都会在这里,在这片红土地上,在这个被他用血和火建立起来的、还没有名字的、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国度里,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和他的百姓们在一起,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无法选择,也不想选择。
他放下了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耳边是夜风的声音,是蟋蟀的叫声,是远处哨兵换岗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催眠曲,慢慢地、慢慢地把他的意识拉进了黑暗中。他睡着了。在他的梦里,他回到了刚果东部的卡桑加,回到了那个泥泞的、血腥的、没有人性的起点。他看到自己六岁时的样子,瘦得像一根干柴,蹲在难民营的角落里,啃着一块发霉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