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雷地区的武装组织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在沉寂了几年后再次爆发，但这次的规模和烈度和几年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上一次，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这个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多年的政党——在战场上被打败了，领导人逃进了山林，政府宣布军事行动“完成”了。但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结束。提格雷人有四千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他们记得每一个征服者的名字，也记得每一个背叛者的面孔。他们在山里的训练营从未关闭过，他们的武器从未全部上缴过，他们的仇恨从未消解过。上一次战争结束后的所谓“和平协议”，在提格雷人看来就是一张废纸，因为协议里承诺的要让他们返回西提格雷的领土——那些在战前属于他们的、现在被阿姆哈拉民兵占据的肥沃农田——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所以当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新任军事指挥官们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高原上召开秘密会议时，他们达成的共识简单而坚定——这次，不要谈判，不要停火，不要什么和平协议，直接把亚的斯亚贝巴拿下来，把所有的问题在办公室里解决，而不是在谈判桌上。提格雷安全部队在靠近阿姆哈拉边境的西北部地区集结，他们动用了无人机、火炮及其他重型武器，在塞莱姆蒂和莱莱塞莱姆蒂地区向联邦国防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政府军猝不及防，防线在第一天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崩溃，一个旅的指挥官在无线电里用阿姆哈拉语喊了一句话，这句后来被所有军事院校当作反面教材的话是——“他们怎么有这么多重武器？”
答案是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这个在1993年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的国家，在提格雷问题上的立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上一次战争的时候，厄立特里亚军队是站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一边的，他们和联邦国防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因为在厄立特里亚人看来，提格雷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宿敌——二十世纪末那场夺走了近十万条生命的两国边境战争，就是在提格雷人主导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时期打起来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近几个月不断释放信号，表示埃塞俄比亚“需要”红海出海口。这是一个外交辞令包装下的战争宣言，因为在非洲之角，所谓“需要出海口”的潜台词只有一个——入侵厄立特里亚，夺回独立时失去的马萨瓦港和阿萨布港。厄立特里亚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迅速而直接的：他们开始向提格雷地区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和军事顾问，支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阿姆哈拉的民兵组织“法诺”结成军事同盟，形成了一条从厄立特里亚边境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腹地的反政府弧形地带。
战火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部、中部和西部同时燃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提格雷地区的战事最激烈，政府军从默克莱市撤退时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被提格雷安全部队缴获。阿姆哈拉地区的民兵组织“法诺”在联邦政府计划解散和吸收他们的时候突然调转枪口，从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奥罗米亚地区的奥罗莫解放军趁着政府军主力被牵制在北部，开始在西部和南部攻城略地，一路上不断有政府军的士兵成建制地投降，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领到全额的薪水了，他们的妻子在家里饿着肚子等他们寄钱回去，他们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当一个士兵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时，他的步枪里哪怕装满子弹，也比烧火棍好不了多少。奥罗莫解放军的指挥官们显然知道这一点，他们在占领的每一个城镇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建立军事指挥部，而是打开政府粮仓，向当地民众分发粮食和食用油。这个简单的举动比任何宣传攻势都有效，因为饥饿的人不在乎谁对谁错，他们只在乎谁给了他们吃的。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战火蔓延到距离城市不到两百公里的时候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电视讲话中呼吁全国人民发起“人民战争”，抵抗叛军的“侵略”。他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引用了古代埃塞俄比亚皇帝抵抗意大利殖民者的历史，呼吁民众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保卫家园。但他的听众们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热血沸腾。不是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不爱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过去几年的战争耗尽了所有的爱国热情。上一场战争夺走了几十万条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率像坐火箭一样飙升，而战争结束后的所谓“和平红利”他们一分钱都没有看到。现在又要打一场新的战争？这次又是为了什么？为了总理的“出海口梦”？还是为了让某些将军的军火生意再火一把？民众的冷漠是政府最大的敌人，比提格雷人的炮弹更可怕。
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人们行色匆匆，店铺早早关了门，银行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都在试图取出现金。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要毁灭了，而是因为三天前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就不出钱了。一个中年妇女从银行柜台取出一沓薄薄的纸币，数了三遍，然后把钱塞进内衣口袋里。旁边一个男人问她，“够用多久？”她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被生活折磨到麻木的空洞，“两天？三天？谁知道呢。反正物价每天都在涨，你拿到钱不赶紧花掉，明天就只能买一半的东西了。我现在去买面粉，趁面粉还没有涨价。”男人苦笑了一下，“面粉已经涨价了。我今天早上看到商店里的价格标签还是旧的，但老板娘说那是昨天的价格，今天要加百分之三十。我说你把昨天的价格标签撕掉啊，她说撕不撕有什么区别？反正你也买不起。”两个人没有继续说话，一前一后走出了银行，消失在亚的斯亚贝巴灰蒙蒙的暮色中。
在国际舞台上，埃塞俄比亚的内战成了一个让所有大国都感到棘手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正在非洲之角蔓延的危机。安理会的会议大厅里，气氛凝重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闷热。各国代表的面前摆着厚厚的报告，报告里写满了触目惊心的数字——五十多万人因战争流离失所，三百多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超过两千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杀害。但数字是冰冷的，它不会哭，不会流血，不会在镜头前抱着孩子的尸体嘶吼。所以在安理会的大屏幕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年轻的埃塞俄比亚母亲抱着一个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婴儿，婴儿的身体瘦得像一截干枯的树枝，皮肤皱巴巴地贴在骨头上。母亲的嘴唇在动，但视频里没有声音，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也许她在骂政府，也许她在骂叛军，也许她只是在骂这个世界。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是全场最受关注的。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女性，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语气强硬而克制。她站在讲台上，面前摆着厚厚一沓讲稿，但她几乎没有翻动过。“主席先生，各位代表，美国政府对埃塞俄比亚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表示最严重的关切。我们呼吁埃塞俄比亚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不受阻碍地进入所有受影响的地区。我们对冲突中出现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深感不安，包括针对平民的暴力、性暴力和族裔清洗的指控。那些对暴行负责的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方，都必须被追究责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安理会的半圆形会议厅，在俄罗斯代表的座位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钟，然后继续说，“美国正在研究所有可能的选项来应对这场危机，包括制裁、武器禁运、以及在必要时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最后一句话是故意说给所有人听的，是试探，是威胁，也是一种无奈的坦白——因为除了这些外交辞令，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好的选项。军事干预？在南部非洲的泥潭里刚刚损失了一千多条命，再在非洲之角开辟一个新战场？国内的反战情绪已经够高了。不干预？看着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之角的关键国家滑向深渊，让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趁机填补真空？那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美国只能站在安理会的讲台上说一些“严重关切”“强烈谴责”“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之类的废话，而在地面上，提格雷人的炮弹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落在政府军的阵地上，政府军的溃兵正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洗劫，平民正在成片成片地死去。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男性，头发灰白，留着一撮修剪整齐的胡子，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像是在弹一架看不见的钢琴。“主席先生，俄罗斯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事务应由埃塞俄比亚人民自己解决，外部势力的干预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这些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俄罗斯愿意在尊重埃塞俄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为和平解决冲突提供必要的协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你别插手，这是我们的地盘。埃塞俄比亚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联合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多次站在俄罗斯一边，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这种立场不会是没有回报的，俄罗斯现在就是在兑现承诺。如果美国要干预，俄罗斯会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把它挡下来；如果美国不干预，俄罗斯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扩大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从埃塞俄比亚政府那里换取红海港口的使用权、军事基地的租赁权、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所有美国不愿意给或者给不了的东西。
东大代表的发言保持了一贯的中立和克制，用的是那种让所有人都挑不出毛病的标准外交辞令。“东大对埃塞俄比亚的局势表示高度关注，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分歧。东大支持非盟的斡旋努力，愿意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下为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东大认为，任何外部干预都应尊重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应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东大的算盘很精明。埃塞俄比亚是东大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东大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铁路、公路、电站、工业园。如果埃塞俄比亚彻底陷入内战，这些投资就会打水漂。但东大不会像西大那样为了几千公里外的一个国家去打仗，他们更愿意做的是调停、斡旋、提供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物资，在保持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也和反政府力量建立沟通渠道，确保无论谁赢，东大的利益都不会受损。
非盟的轮值主席在闭门磋商中提议由非盟牵头组织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的和平谈判，但埃塞俄比亚政府代表明确拒绝了。“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不需要外部调解。”埃塞俄比亚政府代表的语气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非盟主席试图说服他，“兄弟，局势已经失控了，再不打住，整个非洲之角都要着火。”埃塞俄比亚政府代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寒意的话，“如果我们输了，整个非洲之角着火又怎样？至少我们曾经是一个国家。”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这句听起来像是一句气话，但在场的外交官们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句气话。在埃塞俄比亚的民族主义叙事中，国家统一是不可谈判的底线，哪怕代价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种逻辑在理性上是荒谬的，但在情感上是真实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身份认同都绑定在“国家”这个概念上时，国家的存续就比任何人的生命都重要了。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几百公里的一个地下指挥所里召开了他们的内部会议。指挥所是由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改造而成的，墙壁是坚硬的花岗岩，顶部覆盖着几米厚的碎石和泥土，从空中完全看不到。指挥所里有发电机、通讯设备、作战地图和一张用弹药箱和木板拼成的长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那种在战争中长期生存才会有的表情——眼睛深处的疲惫和嘴角的坚毅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被反复淬火的钢铁。军事指挥官——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指着墙上的地图，用提格雷语说了一长段话，旁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了日不落语。“政府军在阿姆哈拉地区的防线已经崩溃了，他们的士兵在逃跑，他们的军官在逃跑，他们的将军也在逃跑。我们的部队距离孔博勒查只有不到五十公里，距离德西不到六十公里。拿下这两个城市，通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大门就打开了。”指挥官的手指在地图上的两个城市之间划了一条线，然后重重地点了一下首都的位置。
政治领导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学教授而不是一个武装组织的头目。他听完军事指挥官的汇报后，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传家宝。“军事上的胜利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花岗岩墙壁的反射下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共鸣，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提格雷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全地睡觉，让他们的孩子在不需要担心被炸弹炸死的情况下上学。如果阿比愿意谈判，愿意把西提格雷还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国境线上停下来。但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亚的斯亚贝巴不是终点，只是路上的一个站点。”
一个年轻的指挥官插话道，“阿比不会谈判的。他上次就没有谈判，他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他的军队重组，等待外国武器运进来。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我们应该一鼓作气，直接拿下亚的斯亚贝巴，结束这场战争。战争结束了，和平自然就来了。”这句“战争结束了，和平自然就来了”在人类历史上被无数次地说起过，每一次都像一个诅咒，而不是一个预言。从特洛伊到广岛，从斯大林格勒到西贡，从贝尔法斯特到喀布尔，没有一场战争是因为一方把另一方彻底消灭而带来和平的。战火熄灭后的废墟里，仇恨像野草一样疯长，只需要一场雨就能再次燎原。但在地下指挥所里，没有人提到这些历史教训，因为历史的教训只有和平时期的人才有资格品味。战争时期的人只有一个教训——要么你死，要么我亡。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总统府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坐在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巨大的军事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色和蓝色的箭头，蓝色的代表政府军的防线，红色的代表叛军的进攻方向。红色的箭头正在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向亚的斯亚贝巴逼近，速度不快，但势不可挡。阿比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白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敞着两颗扣子。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愤怒。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那是国防部长的私人加密线路。“你的士兵都在干什么？逃跑？扔下武器跑？我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养军队，他们就给我这样的回报？”电话那头传来国防部长的声音，疲惫而无奈，“总理先生，士兵们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全额薪水了。他们的家人在挨饿，他们的孩子在生病。你不能指望一个连自己家人都养不活的人去为国家打仗。”阿比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压下自己的怒火。“你要多少？”“两个月的全额薪水和奖金，这是我能够稳住前线的底线。少于这个数，我无法保证士兵们不会继续逃跑。”阿比沉默了很久。国库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过去几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战争上的开支已经吞噬了国家预算的大半，加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西方援助的削减、外国投资的撤离，国家财政早就入不敷出了。他咬了咬牙，“我会想办法的。你现在立刻到前线去，亲自指挥。不要再撤退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阿比挂断电话，靠在椅背上，用手揉了揉太阳穴。头疼，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疼。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压力。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如果提格雷人真的打到了亚的斯亚贝巴，他该怎么办？撤离？不，他不能撤离。他曾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在任职初期与厄立特里亚实现了和平。如果他抛弃首都、抛弃人民、抛弃国家跑了，历史会怎么记载他？不，他不是那种人。他宁可死在亚的斯亚贝巴，也不愿意像一个流亡政客那样在某个欧洲国家的五星级酒店里开记者招待会，举着一张写满废话的纸，谴责这个、谴责那个，然后被世界遗忘。但如果他死在这里，他的妻子怎么办？他的孩子们怎么办？他的手又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在西大华府，白宫的战情室里也在进行着一场同样重要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几位资深的国会参议员。会议的气氛沉重而紧张，因为南部非洲的烂摊子还没有收拾干净，非洲之角又着火了。西大总统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从左到右扫过每一个人的脸。这种坐姿和目光是他从上一任总统那里学来的，效果很好——被他盯着看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坐直身体，整理领带，仿佛正在接受一场重要的面试。
国务卿首先开口，把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做了一番概述，从他手中的平板电脑上念了几段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目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及其盟友已经控制了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正在向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逼近。政府军士气低落，补给不足，防线正在快速崩溃。我们的情报显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亚的斯亚贝巴可能在数周内陷落。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正在失去对军队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局势已经恶化到了必须进行外部干预的程度。”
国防部长接着补充道，“我们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目前非常有限。吉布提的莱蒙尼尔营地驻扎了大约四千名军队人员，主要是后勤和支援部队。如果要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我们需要至少两周的时间来调动部队和装备。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南部非洲的航母战斗群还没有撤回来。如果我们现在同时在两个方向用兵，我们的兵力会非常吃紧。”他的话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暗示，不是反对干预，而是提醒在座的人不要低估干预的难度。国防部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退役军人，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服役过，他知道战争的真实代价不是媒体上那些被模糊处理的数字，而是那些在军医院的病床上彻夜哀嚎的年轻人的身体。
中央情报局局长把几份卫星照片推到桌面上，照片上显示的是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上的地形——纵横交错的干河谷、突兀的火山锥、大片大片被侵蚀的荒坡。“这不是南部非洲的热带草原，这是海拔两千米到三千米的高原。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我们的特种部队可以在这种环境下作战，但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去，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补给，会非常被动。”他顿了顿，“另外，毛熊和东大都在密切观望。如果我们动手，他们会不会在安理会提出谴责决议？会不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投票？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提前考虑清楚的。”
海军陆战队司令坐在角落，一直没有说话。他参加过南部非洲的那场噩梦，他的士兵在那里全军覆没，一千三百条鲜活的生命变成了铝制棺材里的冰冷尸体。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噩梦，但他也清楚，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和南部非洲完全不同。南部非洲的对手是丧彪的部队，是一群不知道哪来的老兵，是那些在丛林里打了十几年仗的硬汉。而埃塞俄比亚的对手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们的人数少得多，装备差得多，训练水平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美国军队进入埃塞俄比亚，他们有信心在短时间内粉碎提格雷人的抵抗。但他们没有信心的是——提格雷人会投降吗？还是会像他们几千年来做的那样，在山里打游击，拖上十年二十年，直到美国人像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那样筋疲力尽地自己走掉？
一个参议员开口了，他的语气不是质问，而是真诚的困惑，“我理解各位的担忧。但是，如果不干预，埃塞俄比亚就会变成一个失败国家。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失败国家在非洲之角意味着什么？更多的难民，更多的恐怖主义，更多的疾病，更多的混乱。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利益。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怎么办？我们在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动怎么办？那些投靠了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军官怎么办？他们会成为提格雷人的俘虏，被处决，被羞辱，然后我们在非洲的朋友们就会开始怀疑——和西大结盟到底值不值得。你们考虑过这些吗？”
战情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有人轻声说了一句，“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帮助他们打赢这场战争，而是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阿比需要下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但谁来接替他？我们需要一个愿意与西大合作、愿意接受国际监督、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如果我们能在阿比下台后的政治过渡中发挥作用，我们也许能够在不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下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点头的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妥协方案，既避免了西大士兵的伤亡，又保持了西大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力。摇头的人觉得这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任何政治过渡方案都只是写在纸上的废话。
会议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西大总统在最后总结时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选项。继续监控局势，加强情报收集，同时与盟国协调立场。暂时不做任何决定，但要做好做决定的准备。”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拖，拖到不能再拖为止。这是西大政府在面对几乎所有国际危机时的标准反应，因为在经历了过去二十年在中东和非洲的失败之后，西大人民对“干预主义”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没有人愿意再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装在铝制棺材里运回来，没有人愿意再看到电视上那些悲伤的母亲和被鲜血浸透的星条旗。但如果西大决定不干预，埃塞俄比亚就会成为一个烂摊子，而这个烂摊子的后果——难民潮、恐怖主义、地区动荡——最终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到西大。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只有不同的错误答案，他们必须在其中选择一个最不坏的。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上，一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年轻指挥官正蹲在一辆被击毁的政府军坦克旁边，用一把匕首从坦克的装甲板上刮下一块油漆，装进口袋里当纪念品。他身边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兵，老兵的脸上有一道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颌的旧伤疤。老兵看着年轻指挥官的动作，笑了，笑容里没有任何温暖，只有一种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了太多年才会有的、粗糙的、带着血腥味的悲悯。“你在做什么？”老兵用提格雷语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金属。年轻指挥官抬起头，脸上有一种天真的、近乎孩子气的兴奋，“留着纪念。这是我打下来的第一辆坦克。”老兵摇了摇头，“别留这种东西。坦克不是你的战利品，坦克是政府军士兵的命。他们死了，你活着，这不值得纪念。这不是荣耀，这是悲剧。你不懂，因为你还没死过。等你死过一次，你就明白了。”老兵转身走了，留下年轻指挥官一个人蹲在被击毁的坦克旁边，手里握着那块被刮下来的油漆，不知道该扔还是该留。
远处的炮声还在轰隆轰隆地响着，像是远方的雷声，又像是大地的呻吟。提格雷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把整片高原染成了铁锈的颜色，和脚下的红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土地，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那些正在冲锋的士兵的身影。他们跑着，喊着，倒下了，爬起来，继续跑着。没有人知道他们中的哪些人会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也许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会杀死你，而是因为它会让你杀死你不想杀的人，让你失去你不想失去的人，让你变成一个你不想成为的人。而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你以为你会得到和平。但得到的，往往只是一个更安静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