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四师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将四处逃散的溃军收拢在一起。山坡上、山沟里、灌木丛中，到处是被缴了械的保安团士兵和土匪，蹲成一排一排，双手抱头，黑压压的像一片被暴风雨吹倒的庄稼。

  还有人跑得快，已经消失在南面的山沟里，林锐生没有再派人去追，时间不等人，他不能为了抓几个溃兵耽误了全军的行程。

  宣传干事很快按照党的政策开始处理俘虏。愿意回家的，发两块大洋做路费，当场放人；愿意留下的，编入部队，补充战斗减员。

  保安团的士兵大多是穷苦出身，被抓壮丁抓来的，没有几个真心给张麻子卖命。宣传干事蹲在那些俘虏面前，把政策一条一条地说清楚，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石头一样沉，砸在那些蹲在地上的俘虏心里，砸出一个又一个坑。

  有人接过银元，低着头，不敢看宣传干事的眼睛，攥着银元的手在发抖。有人把银元揣进怀里，站起来，默默地走到红军的队伍后面，蹲下，等着发枪。还有人低着头，不接银元，也不说话，就那么蹲着，像一棵被霜打了的茄子。

  林锐生收拢了部队，带着张麻子、马阎王、县长等人，沿着山道往通山县方向赶去。

  张麻子被反绑着双手，走在队伍中间，低着头，一言不发，马阎王，扭曲着，蠕动着，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地面，不敢抬头看任何一个红军战士，县长走在后面，没有绑着，两名战士周期旁边看管。

  山路崎岖，队伍走得不快。林锐生走在队伍前面，右手拄着一根从路边捡来的树枝当拐杖，他一边走，一边听着身边的干部汇报二十四师这一路的经过，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二十四师接到命令之后，根本没有往西走他们往武汉方向去了。这是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敌军以为红二十四师被打残了，以为他们一定会向西撤退，去跟主力会合。

  他们把所有的兵力都布置在西线，布置在红军“可能”经过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山口、每一座桥梁。而红二十四师偏偏向东，向着武汉的方向，向着敌军最没想到的方向。

  路上林锐生遇到了一个干部，向他询问了原因。

  干部对着林锐生说道：“书记，我们打了一个运输队。”

  他蹲在路边，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子，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林锐生，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边嚼一边说，声音含混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就在从咸宁过来的公路上，国民党的一个物资运输队，三十多辆大车，押运的只有一个排。我们一个冲锋就打下来了，缴了几百套军装，几十箱弹药，还有十几箱银元。军装一穿，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

  林锐生接过那半块饼子，没有吃，握在手里，听着。

  “我们穿着国军的衣服，打着国军的旗号，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那名干部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种说不清是得意还是庆幸的表情。他嚼着饼子，干硬的杂粮渣子从嘴角掉下来，落在衣领上。他随手拍了拍，手背上沾满了尘土和硝烟的痕迹。

  “过了几个关卡，哨兵一看是国军的队伍，问都不问就放行了。有个关卡的小队长还给我们敬礼，问我们是不是去增援前线的。我们说‘是’，他就让我们过去了。一路上也打了几仗，但都是小规模的，打完了就走，不恋战，不停留，像一把刀一样从敌人的防线上切过去。”

  林锐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样的仗最难打。不是跟敌人硬碰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行，像一条在石头缝里游走的蛇，稍有不慎就会被卡住、被咬住、被碾碎。每一步都要走得准，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直到往通山这边走的时候，才遇到了敌军的增援部队。”那名干部的脸色沉了下来，嘴里的饼子也不嚼了，含在嘴里，声音低了下去，“四十四师的一个团，从武汉方向开过来，正好跟我们撞上了。

  他们人多，装备好，我们不想硬拼，就绕开了。绕了一个大圈，从北面翻山过来，结果遇到了保安团，听到这里由红军被围困，师长命令我们冒充敌军，当先头部队，才到了这里。幸好来得及时，结果是书记你们，我们还怕出事没有等到晚上。”

  林锐生对着干部说道：“你们来得不晚，刚刚好。”

  部队坚定地向着通山而去。三百多名穿着国军衣服的战士走在前面，等到他们抵达通山县郊外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异样。

  通山县静悄悄的。城门大开，城门口没有哨兵，没有路障，没有沙包垒起的工事，甚至连门口只有行人，按照张麻子的供述县城还有300多的敌军。

  护城河的水面上漂着几片枯叶，在微风中缓缓打转。城墙上的垛口空荡荡的，没有枪管伸出来，没有人头探出来，连一面旗帜都没有。城里的街道上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行人，但脚步从容，不急不慢，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被军队占据的县城里的人该有的样子。

  没有战争来临的感觉，没有紧张的气氛，甚至连一丝不安都没有。整座县城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安静地伏在幕阜山的余脉上，呼吸均匀，鼾声细微，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察觉。

  林锐生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停下脚步，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城门方向。镜头里，城门洞开，青石板的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淡淡的灰白色光。门洞两侧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前些年贴的标语，纸已经发白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只有几个笔画还能勉强辨认。没有任何军事防御的迹象，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痕迹。

  “不对劲。”他放下望远镜，转过身对身边的干部说了一句。干部也看出了异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林锐生沉思了片刻，当即派出了两名侦察兵。

  两名侦察兵在路边的灌木丛后面迅速换上了平民的衣服——对襟的蓝布短褂，黑色的粗布裤子，头上戴着斗笠，腰间系着一条旧布腰带。他们把步枪留在队伍里，只带了两把手枪，别在后腰的衣襟下面，斗笠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大半张脸。两个人一前一后，沿着路边的田埂，像两个普通的庄稼人一样，不紧不慢地向县城方向走去。

  一个扛着锄头，一个挑着空担子，走路的样子也是特意学过的,脚步拖沓，脊背微驼，目光低垂，不东张西望，不和人对视，完全是一副赶集归来的农民模样。

  他们先没有进城，而是在县城周边的村子里转了一圈。村口的几户人家门口，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有小孩蹲在地上玩石子，有妇人端着木盆在河边洗衣。一切都正常得不正常。在村口的一棵老槐树下，侦察兵蹲下来，跟一个正在编竹篮的老汉搭了几句话。老汉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他们，目光浑浊而平淡，像一潭死水，看不出任何波澜。

  “大爷，县城里咋这么安静？没有驻军吗？”侦察兵从兜里摸出一根烟，递过去。老汉放下手里的竹篾，接过烟，叼在嘴里，侦察兵划火柴帮他点着。老汉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慢慢升腾。他眯着眼睛，看着烟雾散去的方向，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在发呆。

  “有。”老汉慢悠悠地吐出这个字，又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阳光下明灭了一下，“前天夜里来的，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没有打，没有闹，悄悄地就进来了。我们早上起来，城门已经换了人。”

  “多少人？什么番号？”侦察兵问。

  老汉摇了摇头，把烟叼在嘴里，继续编他的竹篮。竹篾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唰唰的声响。他没有抬头，声音含混得像在自言自语：“不知道。没敢问。当兵的事，谁敢打听？反正不是坏人，没抢东西，没抓人，连铺都没征。在城隍庙和文庙里住着。”

  两名侦察兵对视一眼。没有抢东西，没有抓人，没有征铺——这不像是国民党军的作风。

  他们站起身，沿着村道向县城走去。进了城门，青石板路面上干干净净，没有马粪，没有垃圾，没有丢弃的弹药箱和烟头。街道两旁的店铺半开半掩，有人探出头来看他们一眼，又缩了回去。

  路过县衙门口时，他们看到了门口站着两名哨兵——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步枪斜挎在肩上，站得笔直，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没有凶神恶煞，也没有如临大敌。

  一名侦察兵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哨兵的帽子上。八角帽。那是红军的标志。国民党军的军帽是直筒式的，不是八角帽。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低下头，继续往前走，脚步不急不慢，像刚才什么都没看见。

  另一名侦察兵走在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脚步也未停。他从县衙门口走过，目光从哨兵脸上扫过，又迅速移开。他看到了哨兵腰间那支步枪的型号汉阳造。

  两人在城隍庙前的一个岔路口汇合，蹲在路边，装作系鞋带。没有交谈，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同时站起身，沿着原路快步走出了县城。

  出了城门，走到开阔地上，两人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回到队伍里。侦察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林锐生面前，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书记，城里是咱们的人。县衙门口站着的是八角帽。我问了老乡，说是前天夜里进来的，没有打枪，没有扰民，直接就把城占了。”

  林锐生没有说话，站在路边，手里的树枝在泥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沉默了片刻，他丢掉树枝，拍掉手上的土，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

  “是蒋现云。”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干部说，“只有他会这么干。”

  走在前面的变成了穿着红军军装的战士。步枪斜挎在肩上，步伐整齐而沉稳。三百多名穿着国军军装的战士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中间的那些人把缴获来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捆在背包上，准备交还给后勤部门统一处理。走在最前面的尖兵班已经过了坡道，踏上青石板路面。

  城门口，一名年轻的哨兵端着枪，看着这支突然出现的队伍，目光从那些灰蓝色的军装和八角帽上扫过，又从那些疲惫但明亮的脸上扫过。

  他没有举枪，没有拉枪栓，但右手已经握紧了枪托，拇指搭在枪机上，保持着随时可以击发的姿态。

  “你们是哪部分的？”战士对着他们说道端着枪，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警觉和沉稳。他的目光从队伍最前面那个人的脸上扫过，那人瘦削，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全是尘土和硝烟的痕迹，但那双眼睛异常明亮。

  话音刚落，城墙上突然出现了很多红军。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那些灰蓝色的身影从垛口后面探出头来，步枪架在城墙上，枪口指向城门口的方向。机枪手蹲在城门楼子的射击孔后面，枪口已经伸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城门洞，冷峻，专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走在前面的战士停下了脚步，但没有人慌乱，没有人举枪，甚至没有人后退。几个带队的干部从队伍后面赶上来，站在队列前面，双手叉腰，仰头看着城墙上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没有任何恐惧的表情，甚至带着一丝笑意。

  “别开枪！自己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干部举起手，朝城墙上挥了挥，声音洪亮，在城门洞的石壁间来回撞击，嗡嗡作响，“我们是红二十四师和军委机关的！从幕阜山那边过来的！”

  城墙上安静了一瞬，像一锅煮沸了的粥突然被人拿开了火，

  城墙上的战士认出了那种眼神——那是只有红军战士才会有的眼神，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走过千山万水、倒下过又爬起来、哭过又擦干眼泪继续走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眼神。他从垛口后面站起来，朝下面喊了一声：“等一下！我去报告！”

  城门口的连长很快从城门楼子里跑了出来，他是红二十四师的一名连长，他跑出来，站在城门口，目光从那些战士脸上扫过，扫得很慢，像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他的目光扫到队伍中间，停住了。

  战士带着连长见道了，林锐生，连长盯着他看了几秒钟，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说道：“书记——真的是你！”

  连长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有一块石头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他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不像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倒像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

  他的手放下来，很快他回到城墙边对着城墙上喊了一声，声音大得像要把整座城墙喊塌：“快！去报告蒋军长！就说林书记到了！红二十四师的同志到了！军委机关的同志到了！”

  城墙上有人应了一声，脚步声急促地响起，沿着城墙的马道往城里跑去，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县城深处。

  连长转过身，朝城门洞里挥了一下手：“快！进来！都进来！伤员先走！”城门口的哨兵让开了道路，城墙上那些黑洞洞的枪口也收了回去，机枪手从射击孔后面站起来，探出身子，朝城门口张望着，脸上带着一种既好奇又亲切的表情。

  连长从城门楼子旁边的耳房里叫出了几个战士，让他们赶紧去找担架，去找卫生员，去战地医院那边做准备。那几个战士应了一声，撒腿就往城里跑，脚步声在青石板路面上啪啪作响，像一串鞭炮在巷子里炸开。

  前面战士们很快就经过了城门，中间全是伤员，其中一个伤员人被两个人架着，架着他的人自己也浑身是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有人躺在担架上，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出血，眼睛闭着，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

  连长走在林锐生旁边，一边走一边张罗，嗓子都快喊哑了。他叫来了几个身体还算硬朗的战士，让他们去帮其他战士拿背包；又叫来了几个在城里休整了好几天、体力恢复得差不多的兵，让他们去帮那些走不动的战士扛枪。

  担架队从城隍庙的方向赶过来，四个抬一个，把重伤员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盖上了被子。

  卫生员跑过来，蹲在路边，打开药箱，给那些还在流血的伤员重新包扎。没有麻药，没有止血带，甚至连干净的绷带都不够了。有人咬着牙，额头上青筋一根根暴起，但没有叫出声；有人疼得浑身发抖，嘴唇咬破了，血顺着下巴往下滴，但还是没有叫出声。

  “战地医院在城隍庙，那边有热水，有干净的被褥，还有医生。”连长弯着腰，跟担架队的人一起抬着伤员，一边走一边说，声音沙哑但沉稳，“药品不多，但比你们在路上强。我们已经通知了后勤，让他们把缴获的药品都送到医院去。你们放心，到了这里，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