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通山县保安团的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被遗弃的山神庙里。庙不大，供桌被抬到了墙角，上面堆满了一半的干粮。

  县长姓周，五十出头，矮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帽檐下露出花白的鬓角。他不习惯穿军装，也不习惯待在山上，更不习惯听枪声。每次炮弹爆炸，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抖一下，脸上的肥肉跟着颤几颤。

  但他是县长，通山县的父母官，剿匪是他的职责，他不能不来。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在武汉当官，跟着何长官做事，他不能在儿子面前丢脸。他来之前给儿子发了一封电报，说要“亲临前线，督师剿匪”，儿子回电说“父亲保重”，他就觉得值了。

  张麻子站在县长旁边，腰板挺得笔直，手按在腰间的驳壳枪上，脸上挂着一副志在必得的表情。他是保安队长，在这通山县的地界上，他张麻子说了算。手下千百来号人，虽然装备不怎么样，枪法也不怎么样，但欺负欺负老百姓、敲敲竹杠、抓几个散兵游勇，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本来不想接这趟活儿共匪虽然是被打残了的，但毕竟是正规军，他手下的保安团跟正规军打，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但县长亲自来了，他不敢不来。谁叫人家的儿子在武汉当官呢？

  北侧高地上的枪声骤然密集起来，那是红军的冲锋号，在山谷里回荡。张麻子的脸色变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高地上有他的一个连的人马，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他把这些人放在高地上，是为了防止共匪从北面突围，不是为了让他们跟共匪拼命。但现在，冲锋号一响，他的那个连，怕是保不住了。

  枪声从密集变得稀疏，从稀疏变得零星，从零星变得彻底安静。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一个满脸是血的士兵从高地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回来，跑进山神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嗓子都是破的。

  “团座——高地丢了！共匪太猛了，弟兄们顶不住，死伤大半，我们连长也阵亡了！”

  张麻子的脸一下子黑了下来，黑得像锅底。他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枪身在桌面上弹了一下，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转过身，对着那个士兵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飞溅，骂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一句比一句脏。

  骂他们没用，骂他们丢人，骂他们把他张麻子的脸丢尽了。那个士兵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吭声，肩膀一抖一抖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喘。

  县长站在一旁，脸色也变了，但不是害怕，是生气。他不懂军事，不懂打仗，但他看得懂形势——高地丢了，共匪就要冲出去了

  。他周县长带着保安团来围剿，要是让共匪从眼皮子底下跑了，他怎么跟上面交代？怎么跟儿子交代？怎么跟何长官交代？他转过身，对着张麻子，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官场上特有的、不急不慢却让人脊背发凉的威胁。

  “周某回县里，怎么交代？共匪就要冲出去了，你怎么干活的？”

  张麻子心里不爽，很不爽。

  高地上那个连是他的人，枪是他的枪，死的是他的弟兄。县长只会站在后面指手画脚，只会说“你怎么干活的”，只会拿他儿子来压人。

  他在通山县当保安队长这么多年，什么阵仗没见过？什么场面没撑过？他需要这个只会抖的胖子来教他打仗？但心里不爽归心里不爽，他脸上是一点不敢得罪。谁叫人家的儿子在武汉当官，跟着何长官？他张麻子在通山县再横，也横不过武汉的官老爷。

  他转过身，对着县长，脸上堆起一副笑容。那笑容挤得很辛苦，像被人用两只手从两边往中间推，把脸上的皱纹和麻子都挤到了一起，挤成一张皱巴巴的、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脸。他弯着腰，声音放得很低很低，低到只有县长能听见。

  “县长大人，您放心。共匪跑不了。”他顿了顿，抬起头，目光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这股残军，就四五百人，枪也就三百多支。子弹打一发少一发，手榴弹扔一颗少一颗。他们冲不出去——他们是想要扛到天黑，等天黑了好摸出去。您瞧好吧，有我在，必将共匪消灭。”

  县长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张麻子说的是真是假，不知道保安团到底能不能拦住共匪，不知道这股残军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但他知道，张麻子不敢骗他。张麻子的老婆在县城开了个烟馆，张麻子的儿子在县小学念书，张麻子在通山县的一切，都在他周县长的管辖之内。张麻子要是敢骗他，他有一百种办法让张麻子在通山县待不下去。

  “好。”县长说了这一个字，转过身，走回供桌前，坐了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停了一会儿，又收回来，落在张麻子脸上说道：“我等着。”

  张麻子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山神庙。

  山神庙外，枪声还在响，张麻子站在庙外的土坎上，望着北侧高地的方向，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冷硬的、决绝的表情。

  他知道高地丢了意味着什么，知道共匪要是冲出去了意味着什么，更知道县长要是空手回了县里，他张麻子在通山县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他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朝天放了一枪，枪声在山谷里来回撞击，像一声沉闷的叹息。

  “传令，让兄弟们都围上去！”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又冷又硬，“告诉弟兄们，谁要是放跑了一个共匪，我张麻子饶不了他！”

  一个小时后

  张麻子站在土坎上，脸色铁青了，但共匪的枪压得太狠，虽然他们缺枪少弹，但是枪法太准，保安团的弟兄们根本抬不起头，不敢冲。

  他转过身，走回山神庙旁边的耳房里。耳房不大，他的心腹赵四正蹲在门槛上擦枪，看到他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赵四是张麻子的老兄弟，跟了他七八年，从他在临县当保安副队长的时候就跟在身边。赵四人机灵，腿脚快，嘴巴严，办事利索，从来不多问，从来不多说。

  张麻子交代的事，他总能办得妥妥当当，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说。

  张麻子走到桌前，倒了半碗凉茶，一口气灌下去，把碗往桌上一顿。“赵四，”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赵四能听见，“你连夜去一趟姚子山。”

  赵四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等着下文。

  姚子山，在通山县东北面，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山上有股土匪，头子姓马，外号马阎王，手下百来号人，都是些亡命之徒。马阎王跟张麻子打过几次交道，说不上交情，但也不算是敌人。张麻子给他送过烟土，给他送过子弹，给他送过几个犯了事的弟兄去避风头。

  马阎王收了张麻子的东西，也给张麻子办过几件事截过货，绑过票，吓唬过几个不听话的乡绅。

  张麻子从腰间摸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放在桌上，解开布包，露出里面白花花的银元。银元在油灯的光晕下闪着暗淡的银光，一枚一枚地摞在一起，像一座小小的、正在发光的塔。他数也不数，把那包银元推到赵四面前。

  “告诉马阎王，我张麻子请他帮忙。”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在磨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磨出锋利的刃口。

  “山下来了股共匪，是被打残了的残军，四五百人，枪也就三百来支，弹药不多，伤员不少。他们想从通山县过境往东走，翻过幕阜山。我已经带保安团在前面堵了。”

  赵四低着头，目光落在那包银元上。他没有伸手去拿，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你告诉马阎王，共匪现在被困在幕阜山北麓的开阔地上，北侧高地已经被他们占了，天黑之后他们肯定会突围。让他从姚子山下来，把周边的山寨一起叫过来，只要今晚能堵住共匪，好处少不了他们的,告诉他们打死一个共匪，我给他二十块大洋。活的更值钱，当兵的四十块，当官的一百块。要是活捉了共匪的头子”他顿了一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五百块。”

  接着他有顿了顿说道：”告诉他们明天何主席的大军就到了，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

  赵四的眼皮跳了一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张麻子把银元又往前推了推道：“赵四，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没亏待过你。这一趟，你跑好了，回来我也亏待不了你。”

  赵四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耳房。

  张麻子站在耳房门口，望着赵四消失的方向，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回去，像一张被慢慢揭下来的假脸，露出了底下那张冷硬的、没有表情的真面目。

  他从腰间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暮色中慢慢升腾，很快就被山风吹散了。

  共匪的人头值钱，马阎王的人头也值钱，他张麻子的人头更值钱。在这乱世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爷；谁的钱多，谁就是大爷。

  他转过身，走进山神庙。县长还在供桌前坐着，茶杯已经凉透了，他没有续水，也没有离开。他看着张麻子走进来，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询问，是期待，是怀疑，也是依赖。

  “安排好了？”县长问。

  “安排好了。”张麻子答。

  县长没有再问。张麻子也没有再说。